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品牌「Asia Act Against Aids」的成立过程吗？

经营「A Busy WorkShop」的时候，我需要全神贯注处理业务，很难有时间与其他单位合作。而当它在 2003 年底正式卸下责任告一段落后，终于有空余时间著手处理其他事情。于 2004 年开始与 Sunny Lau、Joel Chung 以及 RMC 的 Martin Ksohoh 开展一连串合作计划，但当时还未有创立个人品牌的打算，所以这些计划都是以个人名义去进行。

在1997年的时候，我邀请了一众明星拍摄一出微电影，然后把它卖到世界各地，为无国界医生（MSF）筹款。我非常喜欢这样有意义的计划。数年之后，个人想再次筹备这样的计划，为爱滋病人筹款，所以便与日本关怀爱滋病的团体「Act Against Aids」联络，相讨合作事宜。他们十分支持这项计划，便与 Sunny Lau 和 Martin Ksohoh 展开一个亚洲性的活动，并以极限运动（X-Game）作主题。之后我们发现当时「Act Against Aids」没有在亚洲其他地方设立分部，以致活动在台湾及香港方面出现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决定要举辨这个活动，为「Asia Act Against Aids」宣传。这就是第一个以 Asia Act Against Aids 名义举辨的第一个活动，其后便开始以这个名称继续发展推出相关单品，由于这个活动广受欢迎连带以 Asia Act Against Aids 设计的单品系列每每推出都造成轰动，因此市面上出现大量盗版商品，为了提供大家有更正规的销售渠道便汲取之前经营「A Busy WorkShop」的经验，在 2007 年正式成立了 4A 的专门店 Like Black 。

那可以与我们分享 double x workshop 的故事吗？

我在 1988 年的夏天正式加入香港商业电台成为全职 DJ，全心全意发展演艺事业。那时候需要在一年里面推出两张唱片，但有的时候不太满意唱片公司在设计唱片封套时的概念与想法，从而激发起由自己设计的念头。当时我的朋友，草蜢里的蔡一智与我面对相同问题，而且他亦同样喜欢设计，便提出一起成立工作室的想法。最后我，蔡一智，夏永康（Wing Shya）与及Godfrey Kwan（阿祥）等人于1993年组成了 double x workshop。

当时正值唱片业发展蓬勃之时，我们一年大概负责 180 张唱片封套的设计工作；而后夏永康开始成名，在这段时间内我把他介绍给导演王家卫，后者更邀请他到阿根廷去寻找灵感，夏永康那时很希望前往，但是 double x workshop 不能因此而停摆，因为他去阿根廷的时间最短半年，最长则还不能确定，对于我来说，乐见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独当一面，这对夏永康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所以也就只能让他展翅高飞。其后我对当时 double x workshop 的营运模式感到倦怠，而那时候开始也有了许多不同的竞争者，我发现不能永远都只做同样的事情，所以便决定把它从设计工作室转型成为一间制作公司，开始提供顾问服务，包括电视、电台节目，演唱会，电视广告制作等，并委托外间不同专业人士去为每个计划提供专业服务。double x workshop 现在依然存在，但以独特的形式存在，只要有其他单位邀请我们合作，并且需要我们在不同层面上提供服务的话，我们的团队就会重新集合为他们作全力支援。

为什么当年你会决定将 A Bathing Ape 这个品牌带到香港？

当年经常往返日本作电影拍摄工作，认识了不少在原宿从事时装行业的的朋友，当中有许多在日本的长辈十分照顾，带我到处去认识新的朋友，由于这位长辈在日本时尚界很有威望，所以藉此认识了许多不同的设计师，首先认识了高桥盾，经由他辗转间认识了 NIGO（A Bathing Ape的创辨人）。当时眼见香港有不少转卖店以高价出售来自 A Bathing Ape 的 T-Shirt，非常夸张，于是便游说 NIGO 有关于合作的想法，但因为不喜欢看到许多人大排长龙，所以选择在香港的商业大厦中开设了品牌首间海外专卖店，并以会员制方式经营，以限制客人将这些单品向外转售的可能性，因为每一次购物都有记录，所以可以很轻易的了解哪些人一直够卖大量同 Size 的单品，以及哪些人是真心喜爱这个品牌，只购买自己的心水单品，依照这种记录，每次会员来电预约时间购买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做一些变更的处置，像是转卖者永远都只能看到一般的单品，而真心支持品牌的人，每次来店内都可以看到十分限量的单品让他们有不同的惊喜，与 A Bathing Ape 的合作令我以及 NIGO 获益良多，让我清楚了解日本人做生意的模式，亦在往后的日子懂得如何经营品牌，而同时日本方也发现了这个潜在巨大可能性的销售方式，就出现了 BAPE Member Card 的独特会员模式。